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，父亲和母亲就像左右手一样不分彼此，强迫他们选择太残忍了。
2016年，律师李不疑代理了一桩离婚案，在这起案件中，这样的一个问题成了争夺抚养权的关键点。
曾经相爱的男女，变成了原告和被告；证婚人变成了法官；见证者不再是他们的亲友，而是律师。
我作为女方的代理律师，接下了这起特殊的离婚案，没有家暴，没有出轨，甚至双方可能都还爱着。我受邀来办理这桩案件的唯一目的，是应女方所托，一定抢到孩子的抚养权。
我极少听到这么不礼貌的评价。反而是她的丈夫杨军，赢得了赵律师的赞扬，说这男人有自己的事业，在家里却没有做一个甩手掌柜，凡事亲力亲为。
这次妻子要离婚，也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没家暴赌博嫖娼，反而回家了还要洗衣做饭，照顾孩子。
赵律师不理解这两人感情怎么就破裂了，法官也不理解，所以第一次起诉没有判离，黎筱筱准备再次起诉。
这次当事人来和我们见面，是在法庭外，见完就要去第二次起诉离婚的庭审现场。
黎筱筱和她父母一同驾车前来，她的父亲开车，而她坐在后座，下车的时候和我打了照面。
我发现赵律师说得没错，黎筱筱的确缺少些女人味儿。她头发板板正正梳成低马尾，一缕发丝都没乱跑出来，身上西服套装穿得笔挺，看起来像是随时准备进攻。
我不明白她为何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强势，这种风格并不一定适合她，细看之下，黎筱筱五官清秀，很有江南女子温婉风情，皮肤也很通透，她全身只有一处地方是黯淡的，那就是她的眼神。
我说你的形象不必那么有气势，把西装换下来吧，让法官看到你的疲惫说不定对官司有益。
法官当然不会管这些。我只是希望眼前这个紧张的女人能够松弛些，我很自信，如果能帮她从案件中解脱出来，她那双眼睛一定是湿漉漉亮晶晶的。
黎筱筱从小是个公主，但不是娇生惯养，而是果决坚毅、被要求有担当的那种公主——她出身于军人家庭，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。
父母在物质上给予黎筱筱丰沛的基础，在情感上却从来都是军事化的严格教育，模糊性别，缺少温情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见到黎筱筱的时候，总觉得她在屏住一口气。事实上，三十多年她从未松口气。
杨军家境不好，出身农村，甚至在别人眼里看来是“凤凰男。”其实他遇到妻子之前，就打拼出了自己的事业，把户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大城市。这是一个少年时期就把该吃的苦吃完了的男人。
直到现在，我问起黎筱筱，她也没办法指摘杨军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反而会很愧疚。
孩子身体不大好。黎筱筱的观念里，蛋白质是增强免疫力最好的法宝，所以孩子必须多吃肉和水果；杨军母亲是紧衣缩食苦过来的，来帮忙带孩子时做饭极清淡，可能因为这一个孩子多跑了几趟医院。
这一点让黎筱筱极为不满，和婆婆爆发了几次激烈争吵，一家人聚餐都要当面数落婆婆过错。
临近过年的一天，黎筱筱和杨军妈妈又一次爆发了冲突。杨军妈妈一声不吭把孩子带走，去乡下老家去疗养身体。黎筱筱回家看到孩子不在报了警。杨军急匆匆回来，一眼便知缘故。
随后，黎筱筱和杨军陷入了漫长的冷战。黎爸爸没有见到小外孙，驱车千里，终于找到了小外孙的踪迹。这一场千里走单骑的结果是黎爸爸胜，杨妈妈败。
孩子的这一场病彻底分裂了黎筱筱和杨军。黎筱筱认为，是孩子被带回天寒地冻的老家才生了病。
杨军认为，他本来已经协调好孩子过完春节就回来。更何况，孩子被强行带走之前是没生病的，谁了解是否是争夺时受到惊吓。
一个从小就在严格驯化下长大的妈妈，和吃苦方为人上人的爸爸，两种不同的教育观点缠绕在这个三岁幼童身上，既伤害了他，也割裂了这对两口子之间的感情。
法官听明白了，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两人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才产生嫌隙。本质上，夫妻俩都是极好的人。
“黎筱筱，你什么意见？”黎筱筱不说话，眼神看向我和同事征求意见。我们当然不能给她反馈，人生大事的决定要由她亲自做出。
黎筱筱支支吾吾地说，“离，还是得离。”语气平淡又疏离，好像这个决定与她无关。
我很纳闷为什么她是那么犹豫的态度，见了她父母就全明白了。回到所里，我们将情况向她的父母做了汇报。讲到最后，我们也将法官希望促成调解不离婚的意愿做了转达。
比起黎筱筱，她的父母态度显得更为坚决，就像是在对女儿和我们施加军令。他们决绝地带着女儿走出律所大门，依然是父亲开车，让女儿坐在后排。
说起来很可笑，争取的原因似乎是姥爷想把外孙带回娘家，他听说孩子奶奶一直给孩子看ipad，耽误学习。黎家不能容许孩子在成长中有一时一刻的偏差，而杨家想的可能是孩子也得开心。
我在警局从中午待到晚上。黎筱筱父母的身体太好，我和警官申请了先给他们做笔录，之后让他们先回家去。我再三保证我会妥善处理再送黎筱筱回去，他们才肯走。
黎筱筱父母走后，我终于有机会和黎筱筱单独相处，我照例询问了她一些基本事实和案件背景。奇怪的是，我发现黎筱筱给我的答复都是在重复她父母的话。
黎晓晓说，她平时并不会回娘家倾诉矛盾，也知道丈夫一直在努力缓和家庭矛盾了。那天不知道如何了，她受了一肚子气，回到娘家因为一点小事就被训斥。在多重委屈累积之下，她吼了爸妈一句。
“别烦我了行不行啊，一个念叨我不洗衣服，一个又说我不脱外套坐沙发，一件衣服至于吗！”
黎筱筱家教一直很严格，从不会用这种语气和父母讲话。很快父母就反应过来，女儿被婆婆欺负了。老两口当即就拉着女儿去兴师问罪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两家人的事情，愈演愈烈。
“说真的，没人问过我是怎么想的，但现在也回不去了。谢谢你，李律师！你是第一个问我想法的人。”
黎筱筱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在“我”字那里，顿了好久。离婚案里，最重要的是人，但黎筱筱这个活生生的人，却被从这个案件中抹去了，她成了一个叫做“原告”的符号，成为了父辈战争中的一个“兵。”
杨军是相同，他很温柔，在法庭上就连一句重话都说不出口。但是可能因为父母要求，涉及到孩子抚养权时，他的态度就会变得强硬无比，一定要拿下。
黎筱筱以前和杨军沟通都是提要求、下指令，杨军不肯的话，她会回避处理问题，俗称冷战。
我非常害怕，但我也知道，以前都是她爸爸开车的，她一直坐后排。就跟婚姻一样，她从未独自上路过。
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婚是只能离了，但希望还能争取的自己的儿子，那个叫小宝的三岁男孩。
“我现在希望争取到孩子，杨军他也不是不好，他以前下班都会陪孩子玩，很有耐心，是个好父亲。但是他家的条件你也知道，虽然什么都舍得给孩子最好的，但是他们眼界不够，好好的孩子我怕他们养毁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感觉我被托付了。黎筱筱轻轻一句话却把儿子未来的重担托付给了我。
黎筱筱不擅长人际沟通，把为孩子好的要求表达成埋怨。话说出来时无心，听到杨军妈妈耳朵里却很重。杨军妈妈可以培养出杨军这样的人，自信可以带好孩子，但时代不一样了，孩子可能真的会受到影响。
在争取抚养权方面，我罗列了一张表格。发现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黎筱筱是孩子天然依恋的角色——妈妈，法律也有倾向性保护的规定。接下来需要向法庭营造出黎筱筱慈爱母亲的形象。
按照法律规定和既往判例，孩子8岁以后，抚养权的判决，将很大程度遵从孩子意愿：看他更爱爸爸还是妈妈。
我们的任务艰巨。如果想让孩子不被抢走，就要争取让他亲口说出那句话——“我更爱妈妈。”
黎筱筱却总是担忧小宝现在不纠正坏习惯，长大后就不好改了，所以老是去批评教育。她这种爱孩子的方式不对，起码对学龄前儿童来讲，不合适。
如果光看黎筱筱的外表，这份证据或许很有说服力。最初几次开庭，她的表现都再强硬不过了。
黎筱筱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，也习惯了严肃的生活方式。她从小背不完课文就要罚站，错过饭点儿就会没有饭吃，即便外面下着雪，她每天的体育锻炼也不能取消，摔个屁墩儿爬起来继续跑。
为了离婚，她和丈夫杨军在同一个屋子里分居，尽量错开相遇时间，陪孩子的时间也是分开的。杨军陪孩子时，大多是一起看动画片、打游戏。可到了黎筱筱这里，不是上辅导班、做功课，就是在练字、画画。
孩子跟着她的时候，成绩一向很好，英语听写能拿满分，可到了杨军那里，短短一周，听写成绩就能下滑到20分。
她和杨军争不出结果，只能告诉英语老师，若孩子再背不完单词就跑出去玩，就让他在教室里做完才许玩。必要的话，可以让孩子一个人去教室最后的空座位上，免得被打扰分心。
黎筱筱这一点倒是和我妈妈很像，中国式母亲，普遍是虎妈形象。现在我回看我妈的教育方式，能理解她用心良苦。但放到当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甚至可以说有些逆反。
黎筱筱总会和我夸奖，“你看我儿子写的字又进步了”，“他的画挂到了班级展示墙里面”，“这次运动会跑步拿了第三名”。当然了，这些话她从不在孩子面前说。
只是我心里也会打鼓：若孩子真的判给黎筱筱，这样严苛的教育方式，对小宝来说真的好吗？
这不符合以往的判决惯例，我们明明对抚养孩子有更多优势，判决书里却没有对此进行过多评判。
正当我们纳闷时，黎筱筱的父母告诉我们，小宝被喊去法院问了一次话，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。代入到小宝的视角，黎筱筱可能确实算不上一个“好妈妈”。
杨军虽然拿到了大城市的户口，但是落的是集体户，地段不算多好。黎筱筱不同，她的户口所在地从幼儿园到高中清一色的重点。教育就是她能拿到抚养权的最好筹码，我相信二审法官无论如何也会考虑这一点。
我联系黎筱筱确认了她和杨军的户籍地，及相应可以匹配的教育环境，要求覆盖九年义务教育。
黎筱筱立马明白我要做什么，去单位、居委会开了各种证明，联系学校确认入学资格。
法官隐晦地告诉我，一审征询过孩子的意见，他选了爸爸。无论我们试图论证，孩子年纪尚小，心智不成熟，很容易受外界影响；还是苦口婆心地强调，改判的背后，是孩子教育条件的天差地别。但法官迟迟不肯下判决。
黎筱筱为此几次和杨军翻脸。双方父母可能也在对夫妻俩施压，后续开了几次庭，对感情和财产的分歧都不大，只是抚养权归谁，两家人争破了天。
离婚案二审审理过程中，杨军迟迟不肯交出孩子的身份证件，致使黎筱筱没能在截止日期前，给小宝办理户籍片区内最好学校的入学手续。
原本还能探望孩子的黎筱筱无奈地告诉我，她和杨军协商让他把孩子带走了，她实在太想让孩子上学了，只能答应他。
我知道，这个决定是她背着父母做的，那一段时间，她父母总给我打电话，口径一致很统一，一定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，语气坚决得仿佛不是外孙而是亲生儿子一般。
更让人诧异的是，黎筱筱的放手，却打动了二审法官，扭转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形势。
法官也能看到，黎筱筱宁可放弃，也不想耽误孩子得到更优秀的教育。杨军家里却一再拖延，明明越往后，孩子能申请到的学校就越差。
二审法官最终改判了抚养权归黎筱筱，让杨军把孩子的身份证件交给黎筱筱办理入学手续。
我那时心里确定了一个事儿：这个母亲或许教育方式很严厉。但她在心底就是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。
黎筱筱很平静，她好像向来没什么情绪，只说了一句，“我都半年没见过孩子了”。
她爸妈正在滔滔不绝地抱怨，幼儿园管太多、警察局和稀泥，法院判决一点儿用都没有，要求我们一定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——
如果杨军不归还孩子，法院就会把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还会下限制消费令。
我记得杨军是做业务岗的，总要频繁出差，要是成了失信人，没法正常出行，那可是卡脖子的要紧事。
杨军却是铁了心要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他直接向单位申请了调岗，放弃了业务岗的高薪，上了失信人名单还被限制高消费，也没把孩子还回来。
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只能三天两头给法官打电话，法官被我烦得不行答应组织双方调解，想办法让杨军交还孩子。法院的指令，杨军不得不听，他乖乖把孩子带到法院。
平时，黎筱筱都是远远站在幼儿园的栅栏外，看孩子做户外运动，有时也让老师发她一些孩子的视频，想孩子的时候就反复看。杨军不让她接近孩子，仅有几次接触都是在杨军妈妈的眼神监控之下，她每次只能借给孩子送东西的名义，匆匆看一眼孩子。
杨军以为她要抢夺孩子，把孩子护在身后，没让黎筱筱碰到。两人在法院走廊里，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争抢着。
等黎筱筱抢到孩子的时候，孩子紧紧地扒住门框，哭喊着，“别带我走，我要爸爸！”
杨军觉得，他已经提起了再审的申诉，还提交了变更抚养权的起诉，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合情合理，之前的执行应该停止，黎筱筱也有自己的道理。
法官转向孩子，和他说，住到妈妈家里上学很近很方便，又不是见不到爸爸，回头让爸爸带你出去玩。
法官倒没生气，但黎筱筱却没了耐心，当着法官面批评道，“不懂礼貌，法官叔叔在帮我们处理问题，你这种行为特别不好！”
黎筱筱也起身，作势要惩罚他，眼神严厉。孩子看到后立马停下，紧紧把笔攥在手里，不敢出声。黎筱筱掰开他的手，把笔还给法官，一面自己道歉，一面要求孩子道歉。
法官也不能强行把孩子送回黎筱筱家，只能要求杨军签下保证，同意黎筱筱可以陪同孩子写作业。
几个月之后，黎筱筱带着法院送达的再审申请书，约我见面。杨军申请改判抚养权，黎筱筱怕孩子没回来，她名义上的抚养权人身份也会被剥夺，再度委托我们代理。
她开始逐渐越过父母和我们联系。以往，我们倾听的更多是她父亲的想法，可是这次，很多时候，都是她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要求。有次，她给我看了一份她和杨军的微信聊天记录，里面条理清晰地罗列了杨军过分溺爱，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地方，以及自己有理有据的主张。
黎筱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，除了如何给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她也会问，怎么样才可以让小宝受到最少的伤害？
临近开庭时，黎筱筱告诉我，以后她父母都不会再参与这件事了，决定都由她来做。
我不知道黎筱筱到底和父母达成了怎样的共识，但我可以感觉到，至少在孩子的事情上，黎筱筱的自我重新回来了。她愿意为保护孩子，违背父母的意愿。
与此同时，同事赵哥也表达了想退出这起案件的意思。这起离婚案拖了三年之久，委托人和父母三天两头地找律师，赵哥也累了，他甚至宣布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接离婚案了。
每当想到黎筱筱远远站在幼儿园栅栏外，偷偷看孩子的场景，我都会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。学龄前的孩子长得太快，隔几天就是一个样，我不想让黎筱筱错过小宝的成长，也不想让小宝错过妈妈的爱。
这一次，杨军似乎也卯足劲要赢，他的再审申请刚刚被驳回，我们又收到了变更抚养权的传票。
其实对他来说，更聪明的诉讼策略是先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，等到孩子满8岁后再起诉变更，小宝离开妈妈太久一定会选他，到时候法院也必须要遵从孩子的意愿改判。
杨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起诉，我更倾向于觉得，是他太想要得到孩子，又不愿牺牲孩子的教育。
他的证据大多在离婚诉讼期间提交过，大多是一些老师、邻居、同学对他的评价，以及和孩子日常相处的视频、照片。这些只是片面的生活展现，证人很可能在应邀出具证言时，出于社交礼仪而展现出主观倾向性，这会削弱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证明力。
目前，也没有新证据显示，离婚判决生效后发生了法定变更抚养关系的事项，我们赢面很大。
之前的办案过程里，我从没接触过社工，法院也没有向我们送达有关社工提交的任何证言。我只能按照现有的证据材料做准备。
要是小宝的一切行为都呈现出，他要爸爸，甚至他讨厌妈妈，黎筱筱该怎么去办呢？
起先我并没看到他，他几次开庭都穿着同一件灰蒙蒙的夹克衫，本来我该记住的。只是人群之中有位穿大红色毛呢外套的女士十分惹眼，把我的全部目光吸引过去。
经杨军介绍，我才知道这是他新换的律师，之前离婚案二审中他输掉了抚养权，这次要调整诉讼策略了。
我和杨军握手后，也伸手去握他代理律师的手，但她没看我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我自讨没趣地收了回来。
“从这份证据中，能够正常的看到，幼儿园老师表扬我的当事人是家长群里唯一的爸爸，他比很多妈妈都要细心、耐心。”
“下一份证据，是三位邻居的证人证言。他们表示平时只看得到我当事人一家接送孩子、陪孩子玩耍，从没见过被告。”
“孩子在幼儿园最好的朋友给他写过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‘我很羡慕你爸爸，他很好，不像我爸爸只会批评我。’”
杨军的新律师，试图通过证明孩子更依赖杨军，以及杨军的付出更多，来证明杨军更适合抚养。而且孩子明确表达过希望和爸爸一同生活，应当尊重孩子意愿，判决变更抚养权。
但这都是老生常谈了，他之前在离婚案中的举证也是这个思路，并没有奏效，换个律师也是新瓶装旧酒。
我直接复述了我在离婚案中的质证意见。最后我还不忘补上一句新的意见，来打动法官。
“我想提示法庭注意，被告黎筱筱之所以没办法提供类似的证据，是因为杨军在法院判决孩子由黎筱筱抚养后，拒不将孩子送回，致使黎筱筱没有很好的方法与孩子相处。我相信如果给黎筱筱机会，她一样可以与孩子良好相处，并举出比杨军更多的证据证明，自己是个好妈妈。”
一个母亲拿到胜诉判决，却没能和孩子一起生活，是很适合用来博得法官同情的点。
没想到杨军律师留有后手，她要求做补充举证，这次她不仅强调杨军的付出，更指责黎筱筱的过错。
这个行为，我们从法律上称之为“自力救济”，却成了对方律师口中的“强行抱走”，“把孩子利益放在次要位置”，“严重损害孩子受良好教育的权利”。
面对杨军，我一向会把冷冰冰的法律术语，换成更为柔和的方式讲出。但此刻我不得不提高防御等级。
“原告律师提到的，黎筱筱强行抱走孩子的行为，其实就是黎筱筱作为孩子抚养权人合法的接孩子行为。”
把原告律师偷换概念的行为戳穿后，我又痛批杨军拒不履行生效判决，反复起诉，浪费司法资源，践踏法律权威。
杨军在没取得抚养权的情况下，尚且剥夺黎筱筱与孩子相处的机会，若孩子的抚养权人是他，黎晓晓的探望权又要如何行使？
但法官似乎不为所动。这些话，估计常年审理这类案件的法官，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。
回到法庭时，旁听席上已经坐着一个女孩，穿帽衫，梳着蘑菇头，像个大学生，手上拿着一沓材料。
法官介绍说，全国法院都在试行社工参与到涉未成年人家事纠纷案件审理中，咱们法院是改革试点，这位是社工同志。
“我作为本案指派社会观护员，上午9时到达杨军家中，此时杨军与小宝正在客厅的地垫上绘制剪贴报。小宝主动与我打招呼，在杨军介绍完我身份后，小宝便开始背对着我不和我说话。”
“我走进厨房先与杨军母亲交谈，杨军母亲告诉我，小宝主动要求吃炸薯条，她先拿出来化冻，她还准备了包浆豆腐、清炒油菜、番茄炒蛋和奶黄包，并询问我想吃什么。”
黎筱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，杨军妈妈之前也是这样，不给孩子吃肉，还净做些垃圾食品。
“我继续观察小宝与杨军绘制剪贴报，期间小宝分别向杨军索要酸奶、芒果、IPAD等，杨军一一满足。”
黎筱筱又告诉我，杨军只会这样，只要是孩子要的，他都给，不管电子设备会不会分散孩子注意力，零食会不可能影响他好好吃饭。你看现在，孩子都有些注意力不集中了，画个剪贴报要东要西的。
“吃饭时，杨军打开电视，调整到动画片频道，小宝一直在看动画，杨军妈妈给他夹什么，小宝吃什么，不挑食。杨军妈妈还向我介绍了小宝的饮食喜好。”
截止目前，杨军做得很好，会专注孩子的喜好，耐心陪伴，奶奶做的饭也算是营养均衡，挑不出什么毛病。
“吃完饭，我同杨军交谈，我发觉小宝总在偷瞄我。我以剪贴报为切入点，询问小宝画的是什么。他口齿清晰，可以有条理、有重点地表达自己画的内容。
但我注意到，小宝在描述时会不自觉地看向杨军，尤其在介绍画中人物时，只说了爸爸和小宝，略过了旁边的女性形象。我主动提问，小宝一直看向杨军。”
我竖起耳朵，手底下飞快地敲着键盘，试图记下尽可能多的报告内容，逐一找到社工报告与杨军证据间矛盾的地方。
“我申请杨军回避，与小宝单独相处。我借助素描功底，帮助小宝修改画作，拉近了与他的距离。
“我向小宝解释了爸爸和妈妈都很爱小宝，小宝不会见不到爸爸。小宝才袒露心声，他以为是自己做错事了，爸爸和妈妈才会吵架，妈妈才会不来看自己。他希望爸爸和妈妈都能快快乐乐的。
我飞快地记录证据，同时脑海中慢慢的开始想象，一会儿我毫不客气地指责杨军欺骗法庭也欺骗孩子，拿下本案的样子。
对面的杨军显然没有我这么舒心，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完美爸爸的形象不在了。
“之后，我尝试让小宝给所有亲人按照喜欢程度进行打分，从打分排序看，他把爸爸和妈妈都放在了第一位。我问小宝，你爱妈妈吗？”
社工的声音平缓地读出，“小宝说，他很爱妈妈，也想念妈妈，想和妈妈一起生活。”
每个人小时候可能都被问到过“你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”在孩子的认知里，或许完全没有办法分辨这样的一个问题和“如果爸妈离婚了，你想跟着谁”的区别。那个年纪的我若遇到同样的事，可能只会哭，而他却能够意识到父母所有的爱。
其实作为律师，我问心无愧，每一次的官司都赢了，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。但听到一个六岁的孩子，过于懂事地说“希望爸爸和妈妈都能快快乐乐的”，我还是很难过。
在他三岁到六岁，本应调皮捣蛋的年纪里，他却早早学会藏起自己的想法，满足大人的需要。
我想起离婚案二审时，法官说的话，“律师也是，你们不能为了挣律师费就撺掇当事人啊。和谐社会，大家一起努力。”
如果能给我再多一次的机会，我想为这个家庭做更多。如果这对父母能了解什么才是真正对小宝好的，那么谁输谁赢可能并不重要，小宝会重新拥有一对爱他的父母。
黎筱筱早上来接我开庭，她似乎变得轻松了很多，开车时不再紧张得一言不发，一路上她没怎么提及案子，倒是和我闲聊了最近新上映的电影。
我仔细打量了下黎筱筱，她化了淡妆，虽然还是习惯穿制服，但内搭衬衫是个荷叶边的拉夫领，一改往日挺阔硬朗的形象。
停车以后，我问了黎筱筱关于是否接受调解的意愿。我们从始至终都是胜诉方，这话本不该我问。
黎筱筱并没有觉得意外，但她还是不想接受调解，她怕杨军出尔反尔，答应了又做不到。
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没和黎筱筱说，作为律师，任何诉讼方案都应该和当事人进行充分沟通。
我把一审中自己记录的《社会观护报告》，和之前离婚判决中的法官寄语在庭上读了出来。
“你们的案件已经经历了3年，6个程序，小朋友从三岁长到了六岁，他懂事了。你们的选择是成年人的事情，但你们让孩子过早承担了你们婚姻的苦果。他变成一个长辈，去兼容你们两个人的情绪。”
“离婚判决终结了丈夫妻子的关系，却没有割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。你们永远是孩子的父母，我相信你们能够给孩子一份完整的爱。因为，在孩子的人生成长中，你们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对父母来讲，子女抚养权，不仅是相亲相守，更是责任与付出。”
放下文件，我对法官说，我相信这个案子和其他案子不同，从离婚案到抚养权纠纷，他们坐在这里的原因始终是因为爱得太多，却不会爱。
法官似乎也意识到，问题的症结不是谁更适合成为抚养权人，而是如何让双方从法院的原、被告席下来，甚至从儿子、女儿的身份下来，回到小宝父母的位置上来。
他先问黎筱筱，如果他能让杨军配合并满足她和孩子一同生活，杨军探望的时间或者方式是否有商量的空间？
黎筱筱说，她只要求实现陪伴孩子成长的目的，至于是通过判决还是别的形式都可以，至于是一周还是三四天也都可以。可现在的情况是她很久没见过孩子了。
他敲响法槌暂停了审理，书记员停止记录，双方律师也不再插话。只有法官和杨军在对话，确切来说，是法官在说，杨军垂头听着。
法官没有试图去指责杨军的谎言，审理过太多家事案件，任何一个人都有背后的苦衷。他只是告诉杨军，社会观护报告并不是一个耻辱柱，相反，假如没有社工的介入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孩子真实的声音。
或许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杨军，通过这份报告，都在心里留下了几个疑问——
小宝那么小已经会说善意的谎言，已经会察言观色了，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小宝吗？
将自己作为成年人应该面对的压力、担负的责任转嫁给一个这么小的孩子，然后安然享受着孩子的爱意？
法官看过之前的案卷材料，黎筱筱已经不是当初的黎筱筱了，杨军却还留在原地。孩子每天都在长大，成年人也要往前走，如果父母那一代人终究要留在过去，至少不应该拉着孩子陪他们停下。
最终，二审没有改判，依旧驳回了杨军的上诉请求。抚养权还是归黎筱筱，但两人在庭下达成了共识，对半分配陪伴孩子的时间，也可以有商有量地接送孩子。
没人知道他回去后是如何说服视孙子如命的父母。但我想，从杨军提交的证据来看，他对孩子的关怀与照顾融入在日常的每个瞬间。既然可以做一个好爸爸，他也一定有能力做一个体面的前夫。
黎筱筱换了一张很明媚的头像，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我发来消息，偶尔提一句，“小宝的字有进步”。作为一个从来不会直接告诉我她的感受的委托人，这几乎算得上是炫耀了。
听说最近小宝在和杨军玩吃鸡，起因是小宝的同学玩，杨军便特意去学，说“爸爸带你组队和同学打。”
我终于放心了，小宝既不会只活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，更不会一直沉沦在父亲的溺爱里。他不用去重复自己父母辈的命运，他将只会成为他自己。
我也不想苛责黎筱筱或杨军，因为他们也是在大家长制度下长大的小孩，也没机会学习。可在离婚、争夺抚养权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两个家庭、两对父母的作用，一层层从他们身上剥离掉。
这案子历时近4年，仿佛是黎筱筱和杨军的成人仪式，他们终于懂得该如何去爱上一个人。
